短短60天 上千萬人被迫成為「棄子」 這個行業的春天在哪里？

「互助的喪鐘已鳴！」

這一次，面對行業洶涌的質疑聲，張馬丁冷靜的出奇。

作為國內首個互助平臺的創始人、康愛公社（曾用名互保公社、抗癌公社）CEO，半年前的張馬丁面對友商不負責任地接連關停，更多是「憤怒」。但這一次，他表現的很淡定。

在過去11年中，張馬丁見證過太多次友商的「逃亡」。但從未有過如2021年初那樣的慘烈時刻。

2021年1月31日-3月31日，短短60天，會員人數累計超1.3億人次的互助「三巨頭」接連宣布關停。按照眾托幫聯合創始人龍格的計算，「這或導致至少3500萬人直接成為互助平臺的『棄子』」。

一時間，「網絡互助」備受質疑。關于商業、監管、風險、保險、慈善、公益、盈利的討論，交錯在信息流中。

時隔半年有余，2021年年末，國務院辦公廳一紙重磅文件或許給互聯網互助平臺「正名」。

《關于健全重特大疾病醫療保險和救助制度的意見》（下文簡稱《意見》）明確提出：「支持開展職工醫療互助，規范互聯網平臺互助，加強風險管控，引導醫療互助健康發展。」

這是官方文件中首次給「互聯網互助」留下一席之地。

這也印證了此前健康界從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保險系主任、中國保險研究所所長魏麗處獲得的獨家消息——「醫療互助包括網絡互助，是多層次保障體系的補充層」。魏麗認為，網絡互助不會出現像P2P金融網貸平臺一樣的風險，很可能經過滌蕩之后，將迎來正規化。

只是，這一互助人期盼已久的肯定，似乎沒能重燃信心。

「要看后面有沒有詳細的執行文件，沒有詳細文件，都還不能稱互助為行業。」龍格在接受健康界采訪時表示。

毫無疑問，網絡互助正在經歷嚴冬，只是這一次，互助人能等來行業的春天嗎？

生了大病才發現，保障不夠用了

自國家醫保局2018年成立以來，中國多層次醫療保障體系已初步建成，這表現為居民籌資標準合理調整，且參保群眾待遇水平不斷提高。數據顯示，2020年居民醫保個人繳費標準相當于當年城鄉居民可支配收入的0.9%左右，且居民醫保政策范圍內住院費用報銷比例達到70%左右，最高支付限額達到居民可支配收入的6倍左右。

然而，由于中國仍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醫保籌資水平尚不算高。堅持「保基本」原則的基本醫保，實際保障能力有限。

有些家庭，生了大病才發現——保障，不夠用了。

過去的一年間，因為兒子樂樂白血病復發，程剛不得不從一個「職場人」變成了「全職奶爸」。

2020年12月，程剛帶著樂樂再次從老家滄州到天津治療。這次樂樂被診斷為難治性及復發性兒童急性白血病，病情嚴重。

據程剛對健康界回憶，此次治療樂樂先后換過三種治療方案，先是用「降低到兒童劑量」的成人治療方案，用了一段時間，效果不太好，后來又開始使用靶向藥，目前正在接受免疫治療。

樂樂吃過一款名為「維奈克拉片」的靶向藥。該藥在2020年底獲批進入中國，適應癥是成人急性髓系白血病(AML)。

藥品不在醫保內，也沒有針對兒童白血病的適應癥。甚至，因為獲批時間較短，維奈克拉片一度沒有進醫院。程剛最早從院外藥房購得的維奈克拉片14粒每盒的規格，售價為5600元。

樂樂一天要吃兩粒，僅維奈克拉片一項，藥費就高達5萬元。

2021年5月開始，更換了新療法后，樂樂的醫療費劇增。程剛說，「光5月、6月兩個月，就花了30萬元。去年12月到現在，零零碎碎的醫療費用加起來得有110萬元了。」

按照樂樂老家的醫保報銷政策，一年的保障額度不超過30萬元。對比樂樂高達百萬的醫療費用，程剛承擔著巨大的經濟壓力，「為了給孩子看病，借了好多錢……」

樂樂的故事背后，是幾乎所有兒童重大疾病家庭都要面臨的共同問題——

一是兒童用藥，選擇少，往往超適應癥用藥，這部分醫保無法報銷；

二是有兒童大病診療能力的醫院很少，往往家長帶孩子異地就醫，醫保報銷比例較低；

三是一個孩子生病，需要至少一個監護人的全職照顧，家庭將缺失重要勞動力和經濟來源。

網絡互助，給大病多一層保障

這是程剛第二次申請。籌款順利，他在健康界發稿前夕，剛剛收到40.5萬元的互助金。程剛說，「很欣慰互助金能到賬，也給我們一些繼續治療的希望」。

程剛此次申請的是某平臺「百萬醫保補充互助社」，一種以具體醫療花費為籌款目標的報銷型互助產品。社友患病后，自付醫療費用超過1萬元的部分，均可申請，最高互助金額不超過100萬元。

這無疑再次解了程剛的「燃眉之急」。2016年，在同事的推薦下，程剛了解到了「網絡互助」。看到當時月分攤只有兩三塊錢，生病后有望獲得幾十萬的互助金，又想到兒子樂樂小時候因為肺炎過院，花過不少錢，程剛給樂樂也參加了一份。

「咱也不是說盼著生病。主要是想著也沒多少錢，算是個保障。」程剛回憶。

2019年，三歲半的樂樂確診為白血病，治療花費了約20萬元，醫保只能報銷部分。好在程剛如約申請到了30萬元互助金。「互助還是幫我解決了一定的經濟壓力。畢竟醫保報銷額度有限，也沒有給樂樂買商業保險。」

作為在行業里11年的「老互助人」，張馬丁此前看到了太多像樂樂家一樣，在大病期間，因互助平臺解了經濟上燃眉之急的故事。在康愛公社向健康界提供的一份名單中：

來自四川的張蕙蘭，2020年確診為肺癌后，獲得了15萬元的互助金；

來自山東的王秋實，2021年確診尿毒癥后向康愛公社申請互助金，即將公示；

同期，王秋實的妻子常詩雁罹患甲狀腺癌，正在互助金申請階段……

一個個社員故事背后，是網絡互助現實意義的表現。

在魏麗看來：「互助的本質是『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的共濟機制。天然有這么一個團體，大家抗風險能力不強，我們抱團取暖，某個事故發生的時候，分攤損失，幫他渡過難關。」

螞蟻集團《網絡互助行業白皮書 (2020 年) 》調研數據也印證了這點——互助行業的成員群體主要為收入中等及偏低、保障相對缺乏、大病負擔能力較低人群：

近80%成員年收入在 10萬元以下；

72.1%來自三線及以下城市、農村；

68.40%成員自述沒有商業保險；

60.63%成員表示10萬元以內自擔費用帶來較大經濟負擔；

12.93%成員自述沒有社保。

相似，既是鎧甲、也是軟肋

一直以來，外界常常將互助平臺和保險相提并論，因為二者有相似的保障邏輯、語言體系甚至經營模式。某種程度上，如今互助平臺迎來的「鮮花與掌聲」，「質疑與謾罵」，也都是因為和保險的相似性。

保險起源于互助，二者都有相似的保障功能，但顯然，互助無論是運營成本還是參與成本，都遠低于保險。這一優勢，是互助平臺的鎧甲——一部分人堅信這一模式能延續下去，為有需要的老百姓提供普惠的保障。

張馬丁解釋道，保險公司保證理賠，加之事前定價、事后理賠的模式，必然要在精算、監管、風控等方面做大量工作，從而抬高了運營成本。而對于互助平臺來說，非剛性兌付、事后分攤的機制，大大降低了運營成本，平臺只要保證申請案件真實有效即可。所以，對低收入者來說，互助是特別有利的保障方式。

張馬丁以一組數據試圖印證他所屬互助平臺的高效——穩定管理超200萬互助社員、95%以上的互助金用于受助人分攤，但總團隊人數卻不足20人。這樣的運營效率，是以營利為目的的商業保險公司不可能做到的。

硬幣的另一面，是互助的不確定性。自模式誕生之初，互助平臺就一直被「互助金連年增長」和「籌資金額不達預期」的兩個質疑裹挾。和保險先付制、基于條款的確定性賠付不同，互助平臺往往基于互助金申請后的全員分攤。

「預期落差」，換句話說，分攤的錢高于預期，籌到的錢比想象中的少，可能讓參與的人都難以滿意。

姜彩萍可以稱得上是資深「互助用戶」。2017年開始，她陸續加入了多個互助平臺。2020年，兒子陳勝因病做了心臟瓣膜手術后，姜彩萍開始在各個互助平臺申請互助金。她對各家平臺看法不一，這些評價，源自陳勝互助金的申請結果。

如約獲得了10萬元互助金，姜彩萍對康愛公社很滿意，她對健康界說「康愛是很負責的，工作人員態度好，效率也高。」

但在夸克互助只申請到3萬元互助金，這僅是她原先預期的十分之一；因為不滿足申請條件，她無法在壁虎互助申請互助金。這兩件事兒，讓姜彩萍對這兩家互助平臺產生了抵觸情緒：「夸克不行的，沒有誠信；壁虎我都懶得說了……」

老百姓失去信心，帶來的結果是慘烈的。有媒體統計，相互寶保費一年間暴漲300萬元，用戶驟降2000萬人。還有媒體將互助和保險置于一地，以試圖證明：「不確定的互助并不比有監管的保險好。」

混淆，既是主動、也是無奈

某種程度上，「混淆」互助與保險的，正是互助行業本身。

在互助平臺上，健康界發現住院津貼、百萬綜合意外、百萬醫保、大病無憂等互助社產品，其產品命名、保障方式與醫療險差別不大。而且，在對疾病的定義、賠付的標準上，互助平臺往往也沿用商業保險的語言體系。

相似的定義方式，令老百姓很難真正區分互助和保險的區別。也正因如此，社員對賠償不足的質疑，屢見不鮮。

北京朝陽法院通過對近3年消費者起訴網絡互助平臺案件調研后發現，該類案件均是消費者持網絡購買的互助平臺產品申請互助金時，被網絡平臺以不符合互助金支付條件為由拒絕支付而提起的訴訟。

北京朝陽法院同時指出：「網絡互助產品在設計、宣傳時存在模糊與保險產品的界限、使用保險術語的問題，合同條款中的加入條件、繳費方式、賠付條件等，均比照人身保險合同條款的用語及合同樣本，容易讓消費者誤以為其購買的是商業保險。」

為了避免類似情況發生，互助平臺只能加大宣傳力度，強調互助與保險的本質區別。

「雖然都是保障形式，但運營模式和監管方式有差異。」龍格說，之所以沿用商保語言體系，也是互助平臺的無奈，「難道你硬要求我的惡性腫瘤的定義標準必須跟商保不一樣？不一樣才奇怪吧？」

龍格稱，為了方便公眾理解，眾托幫索性選擇了和商保定義范圍一致，商保的定義怎么調整，眾托幫就怎么調整，也方便用戶理解和做統一解釋。

在產品方面，互助平臺也走向了和商保相近之路。據健康界觀察，市面上針對不同需求的互助社，高達幾十種。針對人群涵蓋婦女、兒童、老人、男性等不同群體，還有甲狀腺、高血壓、糖尿病等已病人群的專項互助產品。

更細分的產品，對平臺來說，分散了單個產品用戶數量的同時，也給平臺帶來了更大的運營負擔。但在張馬丁看來，這是用戶需求引導的結果：比如康愛公社早期只有一個產品的時候，可以覆蓋女性生育風險。就受到沒有生育計劃的用戶質疑，為什么要幫別人分攤這一費用？還有用戶只需要癌癥保障，有些用戶已經生病了不符合互助條件，但又需要一份保障……

「細分才能保證公平性、滿足不同社員不同需求，且有效地讓社員根據自己的經濟能力和分攤承受能力選擇更合適的保障產品。但帶來的問題就是：互助和保險的差別看起來越來越小，可能會對用戶造成一定的誤導，而且用戶教育成本很高。」張馬丁說，「這種模式究竟是好是壞？可能還需要觀察。」

清晰，呼吁監管、等待規范

想要加入一個互助平臺，并成功領取互助金，大概需要三步：

首先，要經過90天-365天不等的等待期（各平臺情況不同）。在等待期期間，社員要按時參與互助分攤，且不享受互助權益。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老百姓逆選擇的風險；

如果在互助期間，出現了滿足互助金申請的情況，申請者要先交納1500元-3000元不等（各平臺情況不同）的調查費。由互助平臺委托專業調查公司，核實信息的真實、有效性；

通過審核后，受助信息將會在平臺上公示一段時間。公示期內，接受公開的質疑和舉報。最后，有平臺還會組織探視制度，請當地社員上門見證，以進一步驗證受助事件的真實性。

十余年的發展，讓互助行業的參與各方不斷積累下運營經驗，盡可能最大程度地保證互助金有效應用，但卻始終無法解決監管不足和定位不清的風險。

此前有業內人士擔憂，網絡互助有和P2P金融相似的風險，可能會一夕之間被迫關停。

「合規風險始終是互助平臺的緊箍咒。」某知名大學數學系教授、同時也較早關注互助平臺的夏季恩曾在接受健康界采訪時一言以蔽之。

2021年11月發布的《意見》明確提出，「支持開展職工醫療互助，規范互聯網平臺互助，加強風險管控，引導醫療互助健康發展。」

面對《意見》從官方層面給網絡互助「正名」，張馬丁認為，「政策肯定了網絡互助是醫療互助的一種，國務院引導規范發展而不是取締，顯示了政策的開明。」

但談及到這一利好能多大程度地影響互助產業？從業者顯然有更多期待。

「要看后面有沒有詳細的執行文件，沒有詳細文件，都還不能稱互助為行業。」龍格希望，接下來能有更進一步的監管細則，「互助究竟怎么定義？歸誰管？有哪些規則？這些都明確了，我們作為平臺，肯定會努力去達到要求，這樣行業才能持久發展。」

比較可能的未來是，在「以基本醫療保險為主體,醫療救助為托底,補充醫療保險、商業健康保險、慈善捐贈、醫療互助共同發展的醫療保障制度體系」的框架下，網絡互助作為補充層，助力中國多層次保障體系。

為此，魏麗呼吁應當建立起與基本醫保協同發展的網絡互助體系：一方面從醫保多層次的角度思考網絡互助平臺的運營、從業規則，明確與其他層次保障的銜接；另一方面對互助平臺會員規模、運營能力進行有效監管，形成有效長久的保障機制。此外，還可借助于醫療救助金，用于特別困難人群的互助分攤，充分發揮杠桿作用，既穩定了網絡互助參與規模，也提高了醫療救助金的使用效率。

2021年10月，國家醫保局官網公布，國家醫保局按照十九屆中央第六輪巡視工作有關要求，已經開展規范網絡互助監管相關研究，以滿足人民群眾多層次保障需求。

經歷低谷后，互助的黎明或許近在眼前。「互助同仁尚需忍耐，如果我們相信事物總會回歸本質，那就不要懷疑互助的明天。做好當下，放眼長遠，屏蔽噪音，繼續向前。」《意見》發文后，張馬丁在朋友圈如是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