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生和農民工起薪差距

    最近，一則關于大學生和農民工起薪差距逐漸縮小的報道引起了廣泛關注。媒體熱炒、網友風評，有憂慮者，有樂觀者，有質疑者，也有抨擊者，一時間各種聲音充斥報端網絡。

    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2001年、2005年和2010年分別在上海、武漢、沈陽、福州、西安等城市，對外來人口和城市本地人口進行的三輪勞動力市場調查，也都顯示出工資隨受教育水平上升而上升的趨勢。

    “起薪趨同是一個階段性現象。教育的回報不僅僅體現在收入上，還體現在對人的全面提升，包括精神和思想的富足。同時，教育更有其社會回報。”蔡昉指出，高素質的教育是未來社會競爭的重要因素，政府有義務關注教育，給教育更大的投入。他建議，將學前教育和高中階段教育納入義務教育范圍，更好地提升全民素質。

    “必須引起注意的是，當劉易斯拐點過后，中國經濟將迎來一場更為重要的變革，即產業結構的全面調整，對勞動力的要求將成倍提高。如果基于短期回報下降而放棄接受進一步教育，可能會使中國未來的發展受到人力資本的約束。”蔡昉提醒。

創造公平的上升環境

    在眾多議論中，有這樣一種聲音：將大學生起薪對比農民工工資，這樣的比較是否潛藏著“大學生就應該掙得比農民工多”的邏輯？甚而有評論將其上升到“有歧視農民工之嫌”的層面。

    岳昌君認為，問題的癥結并不在于大學生和農民工兩個群體的身份差異，不妨從青年就業的大環境下，從勞動力市場的整體著眼，觀察工資差異或趨同的成因。

    “作為一種現象，出現之后，引起關注，進行比較，是很自然的。”蘇海南認為，勞動力市場是分層次的，由于教育背景和素質能力不同，大學生和農民工以及兩個群體內部的就業和收入都存在結構性差異。

    來自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2009年外出務工的1.45億農民工中，文盲占1.1%，小學文化程度占10.6%，初中文化程度占64.8%，高中文化程度占13.1%，中專及以上文化程度占10.4%。也就是說，外出農民工中3/4的勞動力是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低技能工人，直接影響他們的職業前景。

    “教育和培訓對于農民工就業能力和收入提高具有顯著作用。”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勞動科學研究所副所長莫榮指出，農村外出勞動力受教育年限每提高一年，其工資水平可提高1.8％。“雖然回報率不算高，但具有統計意義上非常顯著的正回報率，而且回報率有逐年提高的跡象。”莫榮強調，與此同時，受過專業技能培訓的勞動力比未受培訓的勞動力工資水平高出10％，提升作用更為明顯。

    蘇海南表示認同。他告訴記者，在珠三角、浙江寧波等地的調研中發現，有不少農民工通過拓展職業技能，轉為技師、高級技師，或者轉任管理崗位。“但畢竟還是少數。”他提請注意，短期內的收入相同未必就是公平，還應更多地著眼開拓農民工職業生涯的發展通道，創造良好的制度環境，讓農民工能夠隨著個人技能的提升，獲得更大的發展空間。

    “隨著我國經濟的持續發展，城鎮化進程加快，第三產業發展壯大，青年就業機會將相應增多。”岳昌君認為。剛剛結束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出，要研究制定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十二五”期間，政府更加重視調整收入分配，職工工資正常增長機制有望建立，對于大多數就業人群都將是好消息。

    報道緣起于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在“中國青年論壇”的一次演講。演講中，蔡昉給出了一組數據——

    此言一出，一下子觸到了人們敏感的神經——仿佛似曾相識，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市場經濟剛剛起步，那時流行一句“造導彈不如賣茶葉蛋”。二三十年間，中國社會發生了巨大變化，如何看待當前大學生和農民工起薪差距縮小？

轉型時期的階段性現象

    “這是一個變化過程中的現象，應理性看待。”中國勞動學會副會長兼薪酬專業委員會會長蘇海南如是判斷。

    “一方面，國際金融危機后部分高端行業用工需求下降，大學部分專業設置和教學與市場脫節，加之前些年大學擴招造成某些行業、職業供過于求，這三項因素綜合作用，造成大學生的起薪未提高、提高慢甚至下降的情況；而另一方面，農民工工資過去長期被壓得很低，近幾年有了較快提高，有點‘還舊賬’的性質，兩相對照差距就縮小了。”蘇海南分析。

    蔡昉認為，隨著個人受教育年限的提升，其知識專用性就越強，在勞動力市場上找到匹配崗位的概率就越小，這種情況下，造成大學生起薪較低的現實狀況。而農民工往往是只要干得了的活全都干，同時由于近年來出現的用工短缺，農民工薪酬普遍提高，導致了大學畢業生起薪與農民工工資趨同的現象。

    這一趨勢會持續多久？

    麥可思公司最新發布的《就業藍皮書》顯示，與2008屆相比，2009屆各類型院校畢業生工作半年后的月薪均有顯著回升，其中高職高專院校畢業生的月薪增長最多。

    “從長遠看，大學生今后的職業發展前景遠遠好于農民工。”蘇海南表示，盡管近年來取消了對農民工進城打工的種種限制，各地紛紛提高最低工資標準，社會保障制度逐步覆蓋農民工群體，但依然不容樂觀。“考慮到我國低端勞動力供過于求的格局總體尚未改變，農民工工資今后可能很難長期維持較快增長的態勢。與此同時，受到自身文化素質、技能素質的局限，農民工的職業發展通道受到很大制約，影響到收入的持續提高。”他強調。

    蔡昉則認為，二者的差距縮小事實上印證了此前他關于我國已迎來劉易斯轉折點的判斷，即出現勞動力需求增長超過供給增長速度，工資開始提高的情形。“判斷劉易斯拐點是否到來，有兩個標志值得關注：一是普通勞動者工資是否在系統性提高，二是工資趨同現象是否出現。”蔡昉指出，高素質人才匱乏現象短期內不會緩解，而在經濟發展越過劉易斯拐點后，低技能勞動者的稀缺性也顯著增強，在這個特定時期，低技能勞動者的工資可能會上漲更快，勞動力市場總體上將呈現工資趨同。

讀書還是就業

    既然起薪差距在逐步縮小，讀書的作用不那么立竿見影，到底該多讀幾年書還是早幾年就業？嚴峻的就業形勢讓不少年輕人和他們的父母算起了賬。

    今年18歲的山西女孩佳佳，去年來到北京，在崇文門附近的一家理發店當小工。她告訴記者，初中畢業后就沒再上學，“反正再讀幾年也要出來工作，不如早點學手藝掙錢。”

    有這樣想法的并不少。蔡昉告訴記者，在調查中發現，一些地區的孩子初中沒讀完就急著就業。“事實上，大學畢業生工作幾年后的薪水變動率遠高于農民工，人力資源的投入收益最終會得到體現，盡管如此，工資趨同的現象仍有可能帶來負激勵效應。因為接受教育時的機會成本更高，高中階段教育的吸引力可能會受到影響。”蔡昉對此表示擔憂。

    麥可思公司對2006屆畢業生的就業情況進行了連續三年的跟蹤調查。調查顯示，2006屆“211”院校本科畢業生半年后月薪為2086元，非“211”本科院校畢業生半年后月薪為1807元。工作三年后，抽樣調查顯示，本科畢業生平均薪資達到5339元，高職達3614元。

    “根據國家統計局城調隊2004年的入戶調查數據計算，我國城鎮居民個人教育收益率為12.3%，即多接受一年教育，年收入平均可增加12.3%。良好的教育能夠為個人帶來更大的發展空間。”北京大學教育學院教育經濟與管理系主任岳昌君表示。idxdy0003